王昌斌(安徽鳳陽縣殷澗鎮某村委會原主任)：我因貪污罪被判入獄。我從1992年開始當村干部，以前待遇低，一年拿兩千多元，后來漲到四五千，直到近兩年可以達到一萬元。早期村干部沒油水，沒人愿意干。從農業稅免除以后，越來越多人搶著干，甚至請客、送煙拉票。

為啥？因為國家的各種惠農補貼和項目資金越來越多。比如國家開始給種糧補貼后，我們村就用多余的地往上報，村里200多畝地，一畝補貼100多元錢，一共兩萬多元，這些錢被用作了招待費等。除了這些錢，還有上面撥到村里的特困戶補貼、倒房戶補貼、征地拆遷款等，這些資金的分配權都在村干部手里，多給點少給點，村民們也搞不清楚。另外，農民辦事、蓋個房子、辦低保等都要村干部批條子。這些權力看起來不起眼，但農民要辦的事多，各種好處費也就積少成多。

我以前總認為，給老百姓辦事，收點好處費是理所當然的。當時有個國務院針對庫區移民的后扶項目，補貼是每人600元一年，一共20年。我負責填表，往上申報。是不是符合政策基本上我說了算。于是，我幫了十幾戶不太符合政策的人辦了這個項目補貼，收了他們給的好處費，最多的給了六七千元，最少的也給了1000元。這些人中，有的戶口都已經遷走了，但我讓他們成功享受到補貼。他們享受到好處，給我點回扣是正常的。

征地拆遷隨便揩油

黃玉龍(安徽馬鞍山市花山區霍里街道原紅東村黨支部書記)：我在村委會干了30多年，2010年退休，2012年因貪污挪用村集體資金被判入獄，主要問題是利用村集體的60萬元給村兩委班子成員買了養老保險。當時政策規定我們53歲退休，但給我們的養老保障要到60歲才能開始享受，中間7年時間沒有任何經濟來源。

我想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幾十年，老了卻沒有保障，心里不平衡。加上我老婆是公務員，她有公務員的退休和養老保障，想到我退休后還要靠她養老，覺得面子上過不去。于是，我們就趁“村改居”征地拆遷的機會，利用村集體的征拆資金補貼買了保險。

60萬元買的是商業養老保險，一共是村兩委6個人。我是村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一肩挑，就拍板決定讓村會計去辦了。2003年，我們15個村民組就征拆了10個、近1100畝土地，當年僅征遷資金流入流出就達到1個億。后來，剩下的村民組也陸續被征地，全部轉為市民了。村集體也借機獲得了一大筆征地補償款，村改居后的土地收入也很多。如果村干部隨隨便便過道手、揩點油，都是不小的金額。

監督形同虛設

黃玉龍：許多村干部是書記、主任一肩挑，村里大小事務都由“一張嘴”“一支筆”說了算，村民大會形同虛設，民主監督蒼白無力。盡管馬鞍山的村級管理在全省比較先進，村賬是三審制，即村主任審核、村民理財小組審查、村黨支部書記審批，但最后也暴露出不少弊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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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理財小組本應代表村民行使民主監督職能，但隨著我們村開始征地拆遷，部分村民變為市民，這個理財小組逐漸成了空殼。我們就鉆了這個空，不公開賬目。即便村民理財小組實際存在，往往也是我們選的村民代表，大家比較熟悉，誰也不會撕破臉皮指責你村干部，畢竟有些事還要求你辦。

賬目監管混亂，存在制度漏洞。村里每天都有資金來往，有時為了彌補修路、架橋或者征遷安置中的一些資金缺口，往往把上面下撥的資金互相挪用，最后村流水賬與鎮賬對不起來。鎮里也一樣，在管賬時，也常常把這個項目資金拿到那個項目名下，對村級報賬不深入核實。因為鎮農經站往往只有一兩個人管幾個村的賬，管不過來。村出納把發票報到農經站，農經站的人不去現場核實，你報多少我就做多少，虛報也沒人發現。

王昌斌：村民理財小組只是形式，那幾個人都是村干部選的，關系都不錯。村干部把招待費單子拿來讓你簽字，誰會不簽字？現在講村賬鎮管，但實際上并沒有“嚴管”。我們村每年做兩次賬，鎮里人來查賬，基本不細看，翻翻就走了。平時報賬，村會計全聽村干部的，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是不是虛列虛報，也不會多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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